媒體領導層團結一致，抵制川普對言論自由的攻擊：昂首挺立，無懼歷史類比

1722年，班傑明·富蘭克林在他的第一份報紙上寫道：「沒有思想自由，就不可能有智慧；沒有言論自由，就不可能有公共自由。」

同樣地，本週《紐約時報》發行人A. G. Sulzberger警告政治和商業領袖，必須緊急捍衛獨立新聞業。

在美國建國250週年之際，沒有任何權利比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更受珍視且更具基礎性，其規定明確無誤：「國會不得制定……剝奪言論自由或新聞自由的法律。」當我們每天看到媒體遭受大規模攻擊時，我們應為我們的媒體領袖捍衛第一修正案——並越來越互相支持——而感到自豪。

僅在過去一週，司法部秘密發出的傳票就浮出水面，目標鎖定《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的記者；與此同時，川普本人威脅要對美國廣播公司（ABC）提起新的訴訟，原因是其對倒影池事件的報導，包括新揭露的暗示意外毒死小鴨的事件，同時荒謬地指控ABC的Jonathan Karl「試圖撕下倒影池表面的橡膠」。

這使得前所未有的攻擊名單迅速增長，包括川普對《紐約時報》提起150億美元的名譽侵權訴訟，點名著名的《紐約時報》記者提問是叛國行為，將聯邦通訊委員會武器化以威脅各電視網因「不愛國」報導而吊銷廣播執照，聯邦調查局突襲《華盛頓郵報》記者的家，將標有「叛國」便利貼的《華爾街日報》文章交給司法部以引發洩密調查，並威脅主要圖書出版商，試圖以癱瘓性的出版前禁令來封殺批判性出版物。

這些攻擊反映了總統最喜歡的策略：分而治之，正如近期《紐約時報》暢銷書《川普的十誡》中所詳述的那樣。透過讓其他人互相對抗，川普將分而治之作為一項刻意策略，以削弱其目標並迫使他們屈服。

但對抗分而治之的永恆解藥是集體行動，我們的媒體領袖每天在捍衛和支持遭受攻擊的媒體同僚時都以身作則。當川普政府針對深夜脫口秀主持人，要求解雇Jimmy Kimmel、Stephen Colbert和Jimmy Fallon時，其他深夜主持人團結一致，在節目中互相辯護，並將政府審查的嘗試轉化為集體的口號，這最終體現在Colbert的最後一集節目中，其他深夜脫口秀主持人與他一同進行了勝利的集體送別。

同樣地，當Pete Hegseth領導的五角大廈試圖限制新聞界可以報導的內容以及誰可以獲得五角大廈簡報會的證件時，許多媒體組織團結一致，放棄了他們的新聞通行證，直到聯邦法官最終裁定這些限制違反法律。當政府禁止美聯社記者進入白宮橢圓形辦公室，除非其使用「美洲灣」一詞來報導墨西哥灣時，包括《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路透社》在內的其他新聞機構與美聯社一起堅守立場，最終從聯邦法官那裡獲得了禁令。

就在上週，在新的迪士尼執行長Josh D’Amaro和總裁Dana Walden的領導下，ABC發起了一項活動，敦促其觀眾反擊聯邦通訊委員會對言論自由的威脅，這贏得了媒體界其他人士的讚譽，他們加強了迪士尼的推動。

情況並非一直如此

這種跨媒體的團結程度並非一直以來都是常態——遠非如此。我們不必提及William Randolph Hearst和Joseph Pulitzer透過捏造或誇大事件來煽動公眾、爭奪讀者的「黃色新聞」醜聞時代。正如《The Insider》提醒我們的那樣，即使是CBS受人尊敬的《60 Minutes》節目，幾十年前在向菸草業某些人的壓力屈服時，也有過商業怯懦和恥辱的時刻。

是的，CBS新聞主管Edward R. Murrow勇敢地挑戰了1954年參議員Joseph McCarthy聽證會中透過霸凌和虛假指控進行的政治獵巫，但整體媒體，包括CBS，在其他時候對何時加入捍衛言論自由的互助防禦持謹慎態度。例如，在民權運動的嚴峻考驗中，全國新聞界最初未能團結一致。當《紐約時報》在1960年成為南方政府官員的目標，他們使用協調一致的惡意誹謗訴訟來使該報破產並使其民權報導噤聲時，其他媒體大多袖手旁觀。由於害怕敵對地方政府的類似報復，業界巨頭保持沉默。CBS的Murrow沒有站出來為《紐約時報》辯護。ABC也沒有。Phil和Katharine Graham的《華盛頓郵報》和《芝加哥論壇報》在《紐約時報》獨自對抗阿拉巴馬州11起不同的誹謗訴訟、尋求560萬美元賠償的多年裡，一直袖手旁觀——這是南方各地虛假惡意指控浪潮的一部分，總額高達驚人的3億美元（相當於今天的近34億美元）。

競爭對手們花了四年艱苦的時間才意識到，如果《紐約時報》倒下，任何報導爭議性公共事務的報紙、廣播公司或記者都可能被敵對的地方陪審團在財務上摧毀。在最終認識到共同的生存威脅後，《華盛頓郵報》、《芝加哥論壇報》、ABC、CBS和美國報紙出版商協會聯合起來正式支持《紐約時報》。這種統一的陣線最終確保了1964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紐約時報公司訴沙利文案》最高法院一致裁決所確立的全面憲法保護。

人們很容易陷入對新聞業「過去美好時光」懷舊的陷阱。但《沙利文案》裁決的歷史證明，今天的媒體領袖可能與過去的巨頭一樣勇敢，如果不是更勇敢的話。

《華爾街日報》和道瓊斯一直在全球範圍內展現出對新聞自由的這種捍衛。1990年，當新加坡試圖壓制《華爾街日報》一名記者對其證券交易所做法的質疑時，該報勇敢地完全撤出了這個島國。其他媒體，從時代公司（包括《財星》）到《經濟學人》，都跟隨了這一領導。最近，道瓊斯和《華爾街日報》迅速而堅定地站在其勇敢的記者Evan Gershkovich身後，他在因報導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的經濟崩潰而被弗拉基米爾·普廷以虛假的間諜罪名綁架後得到了支持。他們對Danny Pearl表現了同樣的支持，這位著名記者於2002年在巴基斯坦被綁架，後來悲慘地被斬首。

去年夏天，George Clooney向傳奇CBS新聞巨頭Edward R. Murrow致敬的《晚安，好運》在百老匯創下歷史最高票房紀錄，這似乎對新聞業來說是個不祥之兆。緊接著的是CBS/Paramount出售給埃里森家族。這筆交易是在Paramount/CBS向川普總統圖書館支付了1600萬美元的不合理款項後達成的，此前有虛假指控稱，對其競爭對手Kamala Harris的一次正常剪輯的採訪不知何故對他造成了惡意損害。然後一年後，就在CNN創始人Ted Turner去世後不久，WBD/CNN也獲准被埃里森家族收購。

雖然他們對新聞的明顯黨派影響——伴隨著CBS《60 Minutes》節目的持續退化——在新聞界引發了震驚的波瀾，但最近的事件讓人們希望，媒體業的其他巨頭正在為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而戰。

在這250^週年之際，迴響我們第一任總統的愛國訊息至關重要，他將言論自由譽為我們自由的基石。在華盛頓著名的1783年《紐堡演說》中，他警告新國家，如果美國人因表達對重要事務的意見而受到恐嚇或懲罰，「理性對我們就毫無用處；言論自由可能被剝奪，我們可能會像羊群一樣，啞口無聲地被引向屠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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